创新药不仅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，而且此前监管仿制药的思路当下也已不适用，需要有一个机构理顺中国创新药发展的相关政策，实现全产业链更好的衔接。

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，创新药长期以来依赖进口，导致很多创新药以国际最高价格进入中国市场，严重制约了其可及性和可负担性。可见，中国人民健康福祉和健康中国2030目标的实现，必须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药工业的支撑，这也事关国家经济利益乃至国家安全。

可喜的是，在过去几年，特别是自 2015年由药品审评审批改革以来，国家政策支持，资本市场助力，加之人才红利爆发，中国创新药正在崛起与发展，有一批产品走到了世界前沿，如我们已经拥有能够带给患者三倍“生的希望”的自主研发新药、已经拥有获得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（FDA）突破性疗法认定的自主研发新药。

可以说，中国医药工业逐步进入“新常态”：在驱动因素方面，由仿制药为主转变为拥有越来越多的自主研发创新药的“仿创结合”，且产业价值链关口由仿制为驱动向创新为驱动的前移；在国内医药结构方面，由进口创新药独大转变为本土创新药拥有越来越多的份额，在一些领域，已经实现与进口药分庭抗礼；在国际市场方面，由仅仅是高污染、低利润的原料药和仿制药出口，转变为创新药出海，并有机会成为颠覆世界医药版图的新力量。

这些需要依靠企业不断的研发投入、以创新为本的硬实力来延续。同时，医药工业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导向，打通政策关，将是中国创新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。

不能用仿制药思路来管理创新药

在医药工业“新常态”下，中国的产业政策、监管机制应从针对仿制药为重点， 向创新药偏移。

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，进口创新药因为价格偏高，在国内市场规模有限；而且产品主要来自一些大型跨国企业，大部分在欧美市场已经被验证过，自然被监管者和消费者视为“优等生”。同时，数以千计的本土企业，在实力有限情况下，主要关注仿制药、普药生产，竞争惨烈，质量也参差不齐。因此，中国医药产业政策和医药监管政策，过去的重点是针对仿制药，而且监管收得很紧，旨在抑制医药市场的无序竞争。

现在形势已经在发生变化。经济收入增加，居民医疗更有意愿为创新药付费；医保目录加速调整，支付方也愿意为创新药付费，市场正在发生变化。

本土企业的创新意愿也在升高。2012年至2018年，中国本土企业的新药临床申请（IND）数量大幅攀升。2018年，国产IND数量实现同比增长71％。麦肯锡报告显示，中国对全球医药研发的贡献率于2018年上升至4％－8％，已跨入第二梯队。

整体来看，中国已经实现从“me-too”（同机制新药）到“me-better”乃至同类最佳best-in-class的进步。例如，百济神州自主研发的PD-1抗体替雷利珠单抗在经典霍奇金淋巴瘤的临床数据显示，其完全缓解率能够达到同类进口药的2倍-3倍，这意味着能够为患者带来2倍-3倍生的希望。中国创新药企研发出同类第一（first-in-class）药品，应当只是个时间问题。

市场大环境的变化，也激励了资本涌入和人才回流。2018年，健康产业投资总额达825亿元，其中医药及生物技术占据了前两位。同时，近年来回国的科研人员和留学生也越来越多，投身本土医药企业。

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，主要面向仿制药的产业政策、监管政策，以及政策的目标导向，虽不断地调整，“创新”和“高质量”已成为政策支持和引导的大方向，不过，目前看依然赶不上形势变化，也未能满足本土创新企业的需要。

首先，是给予中国本土创新企业和跨国药企平等的竞争地位。例如，在审评审批方面，随着中国药品注册制度改革的逐步推进，进口新药审评审批的流程明显简化，上市的速度大大提高。但本土创新药和进口药在管理政策上还存在一些差异。如进口药不需要进行生产现场核查，且质量标准复核可以在递交新药上市申请（NDA）后即开始，导致国产药比进口药新药上市申请批准时间明显延长。

根据过往数据计算，一类生物药制品方面，在肿瘤领域，进口药的新药上市申请比本土创新药约快2.5个月，PD-1/PD-L1类产品，约快4个月。几个月的差异，在商业化布局和发展方面，就可能造成巨大影响。在现行医保调整周期下，甚至可能会造成长达两年的时间差。

其次，支持中国药企维持创新活力。如在医保方面，传统仿制药企业，由于驱动因素更多在产业价值链末端，对于医保目录调整周期的敏感度相对较低。而创新药企业，急需获得资金回笼，以进一步支持研发创新。

缩短从上市到进入医保目录的时间

随着近两年中国创新药集中步入商业化阶段，医保成为打通“最后一公里”的关键。2018年国家医保局成立以后，医保目录调整常态化、创新药国家谈判机制化，新药获批到进入医保目录进程确实得到了加速。

不过，中国本土企业有一批疗效与安全性并重、并更具经济性的本土创新药品已经上市或者即将上市，甚至可能打破同类进口创新药的市场主导地位。当前，医保目录两年调整一次的节奏，依然无法满足形势的发展变化速度，亟须建立报销和上市审评审批同步机制。

以BTK抑制剂泽布替尼为例，该产品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（CDE）纳入优先审评通道，且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（FDA）认定为“突破性疗法”，获得优先审评资格。当下的一个现实难题是，跨国企业研发的一代BTK抑制剂已在中国上市，并进入医保目录。而按照当前目录调整和落实周期，本土创新药要在获批1年－2年后，才可能进入医保目录。进口药品由于上市时间更早，能更快获得进入医保目录的机会，而依靠准入先机，就在市场占据了有利地位。

我们期待政府能够参考国际经验，衔接药监和医保部门，建立报销和上市批准同步机制，从而缩短审批上市和进入医保目录之间的时间差，不但能帮助提升患者对创新药的可及性、节省医保基金支出，而且有利于企业回收研发成本，形成中国创新药研发的良性循环。

英国、德国在专利药方面的政策可借鉴。在英国，创新药进入上市审评环节时，同步进行医学技术经济学评估（HTA）；德国是基于附加效益区分真正创新和伪创新的医保谈判定价模式。两国新药从上市到进入报销目录只需一个月。

上述种种问题，在多个政策，特别是执行细节方面仍待解决。如能有机构牵头理顺中国创新药发展的相关政策，实现全产业链更好的衔接，将能全面有效地支持中国创新药发展。

创新药企如何“走出去”

不同于传统跨国药企更多关注欧美市场，中国创新药企，既希望立足和拓展发达国家市场，也更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创新药可及性问题，期望实现“两翼齐飞”。实现这一点，企业实力是基础，政策支持也是必要因素。

走向发达国家市场，中国创新药企已有所实践。麦肯锡报告显示，包括百济神州、亚盛医药、君实医药在内的创新药企业，已经在发达国家开展临床试验，且有企业在美国市场布局商业团队。

同时，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中有很多发展中或者欠发达国家，此前是被创新药遗忘的角落 。中国创新药，特别是针对严重威胁人类生命的重大疾病的创新药，在“一带一路”这一国家级大战略上，不应缺席。

具体而言，中国创新药企，有能力在建立前沿的医学学术交流机制，通过平台搭建，提高“一带一路”国家诊疗水平；在更多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开展临床试验，支持当地临床医学人才培养，并通过与当地监管机构的互动，促进临床试验数据互认等药品监管领域进展；建设符合国际最高标准的生物药生产基地，通过自主建设或探索第三方市场合作等方式，实现药品生产本地化，并促进中国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（GMP）的国际认可；通过本地化商业运营，让高质量、可负担自主研发创新药惠及当地人民，帮助更多患者战胜疾病等方面，都大有可为。

2017年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成为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(ICH)成员后，在建立有效药物审评和审批机制、促进中国药物研发创新、提高药品质量和标准方面做了很多工作，为中国创新药企“走出去”营造了有利的宏观环境。

同时，我们也期待在国家层面，能够协助推动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承认中国创新药的资质和临床试验数据，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指导和政策支持，以进一步支持中国创新药企业走出去。

中国创新药的崛起，不是个别企业“一枝独秀”能够实现的，而是在企业修炼内功加之国家政策支持的基础上，通过一批企业实现的。当一批中国创新药企屹立于世界之林时，将能够颠覆当前的世界医药版图，真正惠及中国乃至全球数十亿患者的健康福祉。

（转载自：2019年11月11日出版的《财经》杂志